编者按：

　　在我退休十周年之际，用我的高小毕业的文化，白话写出了从我记事起（即1950年至2017年）我所经历的一些不平凡的事情，以供后人参考。

我做人行事的，总基调是以下五十六字方针，我敢说我做到了。为人诚实，办事谨慎，尊老爱小，不欺不骗，恪尽职守，勇挑重担，廉洁奉公，不贪不沾，穷人不蔑，富人不攀，知足常乐，不比不羡，相信报应，缺德不干。

作者简历：

姓名：姜学华，男，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初九生于滦县雷庄镇陈山头村。

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四年在家玩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八年在古冶石佛口村上小学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零年在雷庄上高小

一九六一年至一九七四年八月在本村务农，曾任副大队长、民兵连长。

一九七四年九月至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任雷庄公社电影队长、电影管理组站长、镇法律服务所长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至二零零八年九月在雷庄镇工作期间，曾任本村支部书记、镇食堂管理员、镇敬老院院长。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从镇退休后至二零零八年九月继续在敬老院工作

二零零八年十月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在滦县民民爆大队当安检员

二零一四年一月至今在家接孩子上学

一九四七年阴历十一月初九，我出生在河北省，滦县，雷庄镇，陈山头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祖父姜春旺，祖母姜周氏，大伯姜合，大伯母温玉花，父亲姜俊，母亲程玉芝，大姑妈出嫁在本镇，黄庄村，早年病故，大姑父刘景全，二姑妈出嫁在本镇后店子村，早年病故，二姑夫贺宗唐撇下一个表姐叫翠子。

我出生时，上有大伯家的大姐叫姜翠兰，二姐姜翠芝，全家当时九口人，拥有土地二十四亩半，开一个点心铺，靠种地和打点心卖为主要生活来源，农忙时，雇个把短工。

父亲是面点师，负责在家里做点心，妈妈和大伯母打下手，大伯父和爷爷负责买卖，奶奶做家务，那时我表姐翠子常来我家居住，大人们都很忙，尤其是过年过节，更是顾不得照看我们几个孩子，记得我三岁的时候，我们几个孩子在后院玩耍，表姐背着二姐不慎跌了一下，当时二姐脸上跌了一个大口子，流了很多血，至今留下一个伤疤。

我是家中第一个男孩，爷爷非常喜欢我，经常给我买好吃的，听妈妈说，我五六岁时，一嘴能吃七块烧饼，为此大伯母总开玩笑说，爷爷偏心眼儿。我小时候，生活在全家人的呵护下。

父亲年轻时喜欢音乐，爱拉二胡，记得当时有一个瞎子，经常在我们家教父亲拉二胡，这个人的外号叫“瞎小米干饭”，后来还认了奶奶的干妈。

一九五零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全国人民上下响应，当时在大街上游行时，我拉扯大伯父的衣襟跟在大人身后，我当时四岁。

一九五四年，父亲在庄南铁路桥做短工，我经常跟着大人去工地给父亲送饭，大桥完工后，父亲被招为施工队的工人，从此成为一名铁路工人，所在的单位是天津铁路局，第一线桥工程队，常年奔波在京山线上，修桥护路非常艰苦。

和父亲一起去铁路上班的还有，石佛口的赵文玉，后店子的郎树山，新立庄的崔忠。

一九五五年，父亲在古冶西站上班，那一年已经有了我大妹子姜翠珍，二弟姜学福。我九岁已经上小学一年级，记得第一天上学是爷爷带我去的学校，一个叫李印洪的老师给我起的名字，叫姜学弟，后来是石佛口的二大伯给我改名叫姜学华。

就在这一年，我们全家随父亲搬到古冶去居住，妈妈带我到雷庄完小办理了转学手续。那时的雷庄完小是在现在的火车站南边。

记得搬家那天，是大舅起大早赶着牛车把我们一家四口人连同家具送到古冶南大街门牌四十一号。那是我第一次坐车出远门，沿途觉得什么都新鲜，时间一长，大舅怕我们寂寞，边走边给我们讲故事。早晨很早就出发到中年11点才到古冶。

我们全家五口人挤住在一间半厢房内，三米宽的小土炕睡五口人，我们住的是西厢房，住在东厢房的是我同村的，也在铁路上班的高玉福二哥和二嫂子。他们对于我们的到来给予了各方面的帮助和照顾。

也是我人生地不熟的，再加上出门上火，学校第一次考试我竟然考了个0分，教我的老师姓刘，经常来我家帮我辅导，至使我的学习成绩很快赶了上来。

父亲那时每月只挣二十五元工资，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妈妈每天起早给爸爸做饭，还要带上中午一顿饭，我们三个孩子还在熟睡时，爸爸背上干粮袋子就上班了，中午饭就在工地吃，凉一顿热一顿的，也许父亲的胃病就是那时留下的。

当时在古冶居住，大妹子六岁，二弟四岁，每天都是大妹子领着二弟在马路上玩耍，当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吃冰棍时，二弟都要买，妈妈连二分钱一个的冰棍都舍不得买，生活实在是困难，就这样，我们勉强在古冶住了一年。

一九五六年，全国农村正组织成立互助组、高级社，还是大舅用牛车把我们接回了老家。住在老院的后层草房西层里，爸爸常年在外，是妈妈一个人照顾我们。

在石佛口上小学时有一年夏天到沙河里洗澡，在头道坝我不慎落入深坑，是石佛口刘坤一把把我拉上来才没被淹死，至今我还没忘记刘坤救命之恩。

上小学时，我的班主任叫罗淑苹，是乐亭人，她人很好，同学们都很敬重，她非常喜欢我，她丈夫是当时雷庄石矿的医务室大夫。

五十年代那时爷爷经常做个小买卖，卖些杂货挣点儿零花钱。在我上小学期间每到星期天，我都要跟爷爷去赶赵庄子、九百户集，帮助爷爷看案子，那时爷爷推一辆独轮车，我在前边拴一根绳子拉车。

没有集市的时候，我要跟爷爷到昌黎县背烧纸，我背一捆有五六十斤，爷爷背的比我还要多。从雷庄火车站背到家要走五六里路，中间休息两次才到家，很累的。可是晚上爷爷还要把背回来的纸，分成小捆，第二天还要赶集去卖。从那时起我就知道，爷爷是多么的不容易，因为我是当时家里最大的男孩子，必须得帮助爷爷。

那时学校经常搞勤工俭学，有一次，早晨去打草着了凉，肚子突然疼起来，老师让我赶紧回家。到家后，妈妈下地干活了，家里没人，我疼的在炕上打滚。邻居的张玉兰大嫂子听到我的哭声赶紧跑过来，他懂一些民间偏方和医术，他把我的前后辈，用针都挑了，十个手指也都放了血，这才止住了疼，这时妈妈也从地里赶回来，据说这个病叫羊毛疔，至今我的前胸还留有痕迹。

一九五八年，雷庄地区四个乡成立了人民公社，也叫大公社，成立大会是在大河湾村东大土坎子上搭台面朝北召开的。人们打着红旗从四面八方进入会场，我那年十二岁，小学刚念完，学生也参加了庆祝大会。

我家生活条件很差，五口人居住在两间破草房内，每当下雨天，屋子里都有漏水。尤其到了晚上，我们兄妹几个睡觉，妈妈总是不停地为我们接雨水。屋子里，炕上摆满了盆子、碗子，头顶上用一块凉席遮着，有时甚至一晚上都不能睡觉，这样的光景几年来都是这么度过的，因此那时只要一阴天，我就害怕。

爸爸常年不在家，妈妈一个人拉扯我们四个孩子实在是太辛苦，为了减轻妈妈一些负担，我十二岁那年就挑水。那时的水井在北山坡，有几丈深，井沿都磨出很深的沟，冬天挑水更是困难，妈妈不放心，总是跟着我去挑水，姥姥也时常叮嘱，让我挑水时带一把镐，先把井沿刨一下，撒一些沙子防滑，我一一照做。

也是在一九五八年，全国都“大搞钢铁”，村村都点起了小高炉，全民总动员，把所有的废铁都拿出来炼铁，连做饭的锅都打碎炼铁。我那时经常跟着人们游行，有时晚上也跟着社员们搞夜战，从邵庄北山坡往雷庄铁厂搬坯，每个人搬一块坯，回来一趟三里路，还要翻过一座山梁，村子里所有劳动力都去搞“钢铁元帅升帐”，地里的庄稼没人收拾，脚下踩着玉米都没人捡。

也是那一年，农村全部实行食堂化，我们村全村成立一个食堂，管理员是龚绍勤，大伯母在食堂做饭，烧火的是龚绍堂，每天早晨起来龚绍堂遍街大喊“开饭了”。

一九五九年，我的家乡发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大洪水来势很猛，最高水位都到了老院子门口。从门口往西望去，是一片汪洋，像大海一样，一直到河新庄子村头。

就是那一年，我们家草房漏的实在没法住，全家只好搬到后院西厢房去住，两间厢房也是漏雨的，妈妈只好找了几个人修房子，我也跟着干这干那。

连续的自然灾害，粮食欠收，加上苏联要账，全国人民处在极度困难时期。食堂里实行瓜菜代，后来连瓜菜都没了，只好吃树皮、玉米骨头、花生皮子，吃得人们都拉不下屎来。那时实行按人定量，我家五口人每人每天八两，早晨一斤，中午二斤，晚上一斤，早晚都是白薯渣粥，中午菜团子。每天吃饭时，都是让几个孩子先吃完，我和妈妈最后吃，可多可少，真是吃不饱，连碗、盘子、瓢子都舔净。

也是一九五九年，我去雷庄上高小，早晨喝一碗白菜渣粥，走到学校就饿了，中午装两块白薯，算是午饭。我和本村的高全饿的没办法，经常到供销社大院内的牲口槽内偷捡花生返饼吃。放学回家都走不回来，六里路，不知要呆几歇着才能到家。

也是一九五九年，上级决定治理沙河隐患，从我村山头往西，到河新庄子村，修一道防洪大坝，从我村北山坡打一缺口，为溢洪道，山北全变成库区。库区内的新立庄、后店子村和我村，全部搬迁至耀华矿下边，也就是现在的新农村和新店子村。

一九六零年，大坝建成，北山坡的溢洪道已见初形，掏好的山洞正等待装药爆破，上级突然来了通知，水库立即停工下马。我们村还没有搬呢，只有新立庄、后店子村搬走一部分，这样就形成了今天的两个新村，我村北山上留下了两个大山洞。

那时生产队实行按劳分配，因为我家人多劳少，我读完高小，只好放弃学业，回家参加农业劳动。那年我十四岁，生产队给我记8分工每天，下班后，不论多累，还要帮妈妈收拾自留地，开荒种菜、浇菜。到十六岁时，生产队就给我记10分工每天，我带头耪地，从不甘落后，每当耪一根垅到头儿，就躺下休息。那时吃不饱饭，有时偷偷拔一撮花生芽子吃。

一九六二年，我在生产队里已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农民了，什么农活我基本上都能胜任。那时生产队经常种瓜，到瓜熟时，每天晚上要派两个人去瓜棚看瓜，即挣工分又可以吃瓜。生产队不派我去，说我不够成年人。我很有意见，就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到墙上。队长采纳了我的意见，把所有能挣十分的人都安排去看瓜，大伙都说这意见提得好。

那时的生活非常艰苦，平日里一点肉也吃不着，孩子们整天掐着手指盼过年。记得有一年，爸爸在家休病假，大队领导找他，过年了，给大队打点粗粮点心，我爸欣然答应了。他用玉米面，包上点糖，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小点心。腊月二十八晚上，家家都去领点心，孩子们乐的，直拍手，我家分了一大瓢呢！

这一年，我们兄弟五人连同妈妈六口人，生活上还是很困难。为了种好自留地，妈妈步行去安各庄一带，去串村买白薯秧子。我们几个孩子在家里等妈妈回来，天都黑了，还不见妈妈回来。我很不放心，不知到村口看过多少次，终于在晚上9点多钟，妈妈才回来了。几个孩子围上来问这问那，妈妈已经非常累了，可还得给我们做点饭吃。

一九六三年，生活稍见点好转，我家和大伯家合伙盖了老院的后层房。我和大伯起早三点赶着牛车去邵庄拉檩，起早贪黑抠地基，搬石头，三天三夜没睡觉。跟着后来的二姐夫学会了拉大锯，这是我一生第一次操持盖房子，

一九六四年，爸爸在北戴河铁路疗养院疗养期间，妈妈让我去看爸爸，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儿，从雷庄火车站上车，到北戴河车站后，有疗养院的大客车把我一直接到铁路疗养院。我是第一次看到大海，非常好奇和兴奋。午饭后，爸爸领我到海滨浴场、西山、凉风山看了风景，下午坐火车返回来。

这一年，为了多挣些钱补贴家用，我不怕累，报名参加了耀华矿的运输装卸工作。两个人一辆车，半天要跑六七趟，抬大筐装火车，抬二百斤的石碴上跳板，实在是困难，手上肩上都磨出了血泡，我硬是咬牙坚持下来，那时不满十八岁，

在那个没有电视的年代，人们每个月才能看上一次电影，文化生活非常匮乏，公社要求各村都要组织文艺宣传队，经常组织汇演。那时我还是俱乐部主任呢，我还上台表演过快板书。至今我还记得节目的名字叫“补套包”，反映的是一个老农老贫农热爱集体，勤俭持家，为生产队补套包的故事，是我根据报纸上的故事自编自演的。当时反响很大的，也曾受到过表扬，小有名气，这也给后来，我被抽调到公社电影队打下了基础。

在那个年代，缺医少药也是人们生活中的一大困境。记得有一年，大年三十上午，当时才五岁的三弟学国突然病重，嘴唇发紫，全家人都吓得不知所措，连邻居龚绍发一家都跑过来了。那天很冷，风也很大，我和爸爸跑着去外村找当时的医生王某，他爸爸说：“大过年的，晦气，不能去！”硬是回绝了我们，他们见死不救，没有一点儿医德。我们爷俩只好回家，到村口，遇见石佛口的任先生从新立庄出诊回来，我们赶紧说明情况。任先生给三弟打了一针，放了些药，这才转危为安。这时两家人才想起锅里炖的肉，都快烧干锅了。

一九六五年，我十七岁，由于表现出色，被当时的生产大队长高玉清任命为副大队长。这时我已学会了各种农活，攘场、甩花生、脱坯搭炕等。这一年，也是我进入村里领导层的开始，从此以后，再没有人敢用歧视的眼光看待我工人家属了。

这一年，夏秋之交的一个傍晚，村里来了一个神秘的男子，他光着身子走在大街上，群众们都很害怕。因为那时，美蒋特务时常来大陆搞破坏活动，警惕性都很高的。当时我已是村里的基干民兵，大队长高玉清命我跑步去石佛口民兵大队部报告此事。这时天已黑了，那个人藏在高江家东山坡酸枣棵子里不出来，我带来民兵，立即包围了那个地方，并架起了机枪，进行搜查。把那个男子带到办公室审问，这时下起了大雨，没问出什么，就把那个人吊在街中槐树上。那个人大喊大叫，我看他很可怜，就请示把他带回办公室，由我和其他几个民兵看了一夜。第二天，派人将他送到公社。后来经过联系，才知道那个人是北赵各庄的一个精神病人。

一九六六年，我们村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搞四清”，抚宁县是第一批，我县是第二批。工作队一进村，所有当过干部的，都要上楼学习、审查。我们这个小村就来了七人组成的工作队，工作队员有四个男的，三个女的。我也算当过副队长，上楼一周就下楼了。

村里成立了贫下中农协会，协会主席是龚恩贵，副主席是王江妻子张秀英，工作队办公室设在高玉海家西屋，并居住在他家，其他人住在王江家西屋。

我们家是中农成分，在那时也是团结的对象，由于我积极肯干，在当时又算是有文化的人，所以很快就被吸收到当时的小战斗班子里担任记录员。

我大伯姜合那些年为大队搞副业，经常往返天津去买铁丝，回来分给各户编笊篱卖，家家都能有收入，外村的群众都很羡慕。

大伯虽然是一个跑外的，但也被列为四不清干部，上楼审查。每次开会找大伯检查，我都在场，心里很不是滋味，可是当时又有什么法子呢？尤其有一次开会，全体社员大会上，我大伯站在人中间检查时，本村的高某竟然上去用手按大伯的头，当时我真想上去打他，想到那是一场运动，还是强忍怒火，这件事，直到今天，我还恨着高某呢！可又想到他是一个大老粗，没知识，又赶上那个年代，也就算了吧。

四清运动中搞了一次阶级复议，对各户的成分重新划定一次，我家在解放前全家九口人，有土地二十四亩半，开一个点心铺，当时有五个劳动力，三个孩子，奶奶做家务，农忙时雇个把短工，全家的总收入中，剥削量没超过25%，所以没划成富农。总是有那么几个人想把我们姜家搞成富农，可有在班子里的我，认真应对，那些人没能得逞。

运动中，由于我的工作积极、表现突出，我的个人成分是按贫下中农待遇，大妹子姜翠珍的个人成分也是安贫下中农待遇。

我在四清运动期间担任青年突击队长，每天起早三点集合队员到河里刨泥，改良土壤。一个冬天，我使光了一个大洋镐。由于我的个人积极努力，恳求上进，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八日，我被吸收为中共党员，介绍人是工作队长王吉，本村支书闫文秀。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根治海河”的伟大号召，我和本村的龚恩全同时报名参加了两期子牙新河的开挖工程，工地在清县大杜庄村东。我们住的是地棚子，挖个坑铺上稻草，搭上棚子就算是宿舍，晚上睡觉时也很冷的。

开挖的河槽距大坝约二百米，来回一趟近一里地，我所带领的一个班是由新立庄、后店子、新农村、新店子、石佛口、陈山头六个村组成的，共有二十三人，我任班长，石佛口的卢珍任副班长。每天我带头拉车运土，自装自卸，每车土重达八成（0.8吨），最多时我每天拉四十七车。那时食堂伙食搞的还好，由于体力消耗太大，吃得特别多。记得有一次，中午饭我吃了一斤半面的油炸饼，两个大窝头，还有一大碗烂豆腐。

那个年代，人们的精神面貌非常好，工地上人山人海，工人们干劲十足。累了坐下来，学一段毛主席语录，干劲儿倍增，起来继续干活，没有一个，讲报酬的。两期工程下来，我跑坏了三双鞋子，我所带领的班在全县是模范班，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曾在我那个班拍摄过近二十分钟的电影。我多次受到县团领导马守正的夸奖，受到省海河指挥部的奖励，荣获过“海河工地硬汉子”称号！

海河工程胜利竣工，海河民工是从古冶火车站下车，敲锣打鼓用大马接回来的。第二天，在雷庄召开全工委的万人大会，迎接海河工地归来的全体战士，我被选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介绍了经验和体会。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名字在全工委传布开来，知名度也随之提高。

一九六七年，我们兄妹都渐渐长大，房子有些紧张，我就从一队饲养处东批了四间房，院长八丈二尺七，盖了一层四破五的房子。那时我和爸爸起早贪黑到东山上去打石头，爸爸把钎子，我打锤，每天都很晚才回家。盖房前我整天搬石头、挖地基，真是三天三夜没合眼。竖柱那天风很大，我从生产队找来几根大绳子，把房架子一一固定好。夜深了，是爸爸放心不下，就自己拿着点心和水到窝棚去看我，虽然很累，但是心里暖暖的。这次盖房是我第二次操持，也是最累的一次。记得上焦子那天，起大早把人找来，天刚亮就上完了。刚要下房吃饭，突然起爆天，下起了瓢泼大雨，把房上的石灰全部冲走了。大伙都没顾得上吃饭，各自回家找来门板、炕席，几乎全庄的炕席都拿来盖房子了。幸好我事先怕有意外，多淋了一坑石灰。工头高玉普叫大伙先别吃饭，赶紧把灰膏子弄到房子上抹好，之后再吃饭。就这样，不但没出现裂痕，还比谁家的房子打的都结实。也是那次盖房子，中午饭后不休息，我刚抹完西大房山，就下起了大雨，把灰全冲走了，我心痛得没法子，有人开玩笑说，“你今年犯水啊，别动工了”。

一九六八年冬天，我代表大队跟一队长高安、二队长姜合大伯、还有龚绍勤一行四人，去绥中县买牲口。坐火车到山海关住了一夜，由于上火，晚饭吃的饺子全吐出去了。第二天赶到绥中大集，买了两头牲口，一辆大车。午后往回赶路，当走出绥中约四十里路时，拴在车后的小马挣脱绳子跑了，我随即跳下车就追，紧接着大伯姜合也追了下去。从下午两点一直追到五点，不知越过多少河流，马跑人就得追着。眼看天色已晚，我和大伯更是着急，心想，这匹马花了八百元钱买的，要是跑丢了，回去怎么和社员们交待？我们爷俩儿正在着急之时，只见那马一直跑进前面一处宅院，我们赶紧追了进去，赶紧把大门关上，跟人家说明原因。那个时代人们都很诚实，相信了我们说的情况，这马是跑回它原来的主人那里了。人家马上给我找绳子，重新把马拴好，并找来一条麻袋搭在马背上。在那里，我渴的喝了人家漏粉的一大瓢水，我当时的棉衣全湿透了，鞋也跑坏了，据当地的人们说，我们已经跑出了一百多里路。我们不敢耽搁，赶紧往回赶。等我们回到开始追马的那个村子，已是晚上9点多钟了，只见村口站着两个人，原来是高安和龚绍勤，他俩不知在那里等了多久，见我们回来都哭了。这时我们都一天没吃饭了，店东赶紧给我们做的小米粥煮鸡蛋，可是谁也吃不下，实在太累了，又加上火。第二天起早往回赶路时，天又下起了雪，我们没有停止，下午五点多才到家。社员们听说小马怎么跑了，又怎么追回来的，无不感动，无不夸奖，大伙当即讨论把我跑坏的鞋给买双新的。由于这一趟买马的事情，群众对我更加信任，威信渐渐提高了。

一九六九年是我结婚的那一年，住在饲养处新建的房子西屋，那时正是计划经济时期，买什么都要票，当时又刚刚盖了房子不久，很困难的。妈妈让我去马家沟柏树林工房六十六号，找二舅借点钱，没借给一分。我又去屈庄找大表兄，也没借到，是大表嫂给了我十元钱，说没钱借给大表弟，这是给你的路费。我很是上火，也很生气，想起那些年，每到秋后，我都骑着自行车带上白薯花生给他们送去，赶到那里不论多累，从来没因我的到来改善过生活，实在是让我太伤心了。这也许是这么多年没给二舅拜年的原因吧。我深深体会到，无论是谁跟谁，只要你过得跟不上别人，谁也瞧不起你。从那时起我就立志发奋图强过好日子。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三年间，我在村委会里当过红色保卫者负责人，可我从不参加武斗。有一次造反派上门通知，让我集合去参加武斗，我当即决定不去，为此我还被革委会停止工作七天。

一九七零年至一九七三年，那时却烧的（生火取暖的燃料），我代表大队经常去唐家庄林西联系烧的，跟滦县煤建公司老倪混的很熟，经常给我们村批一些次煤，拉回来给大家伙分。可以说那几年，别的村都缺烧的，唯独我们村基本上不缺。为了和煤建公司搞好关系，我在冬天去林西矿帮助他们发煤泥，我负责开票，一天我最多开出十几本发票，每本五十页。我开票的速度非常快，煤建公司领导们都喜欢我去帮忙，当时有意把我留在他们那里工作，由于大队需要我，方没凑成。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三年间，担任民兵连长时，我出席过唐山军分区召开的民兵代表大会，雷庄工委片只有我和大井峪刘志英两个人。那时上级给我们村发了十颗枪，唯独发给一颗半自动步枪给我，这是武装部对我的奖赏吧！

那个年代上级把民兵工作抓得很紧，我经常到县武装部参加集训，在滦师大院住，一切都按部队的要求进行，一去就是十天半月。我的成绩是：手榴弹投掷五十米；实弹射击半自动步枪一百米平均成绩九十五环；各种战术动作优秀。

我回村后积极组织民兵训练，有时上午参加劳动，下午训练半天。公社武装部经常搞紧急集合，那时的民兵能准时拉得出去，真正做到了，“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水平。由于我的努力，本村的民兵工作在公社武装部的各项考核中都是名列前茅。

一九七四年上半年，为修建通古铁路，公社抽调我带领五百多人的队伍，开往前线。那时的队伍叫民工连，我担任施工连副连长，主抓施工进度和质量。队伍驻扎在大高庄、干河草、福山寺三个村子，有男有女居住分散，很是操心。施工段在福山寺村南温泉往东约五百米，我每天要在这五百米的工地上来回走动，检查质量，督促进度。

施工连长是公社脱产干部杜念本、侯凤兰，副连长屈文、纪山，食堂工作人员黄振友、郑弟、朝乃俭，负责治安的是马付华等同志。

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通古铁路的全部工程，按时按质按量提前完工。后来这支队伍，不解散，一直开到滦县南关村，加固滦河大坝工程全面展开，我们都胜利完成了任务。

一九七四年八月，公社组建电影放映队，公社党委决定抽调我去当队长。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我一定不辜负领导对我的期望，把工作做好。放映队是两个人，另一个人是前寨的薛凤，培训我们的是县电影公司的侯进成。九月三日，我们一行三人受公社党委委托，去唐家庄煤矿慰问放电影《轧钢工人》，当时是在矿小礼堂放映的，观众有一千多人。我还在放映前代表公社党委讲了话，这也是我放映的第一场电影。

由于我从小就爱看电影，使我更加热爱电影这项工作，我认真学习，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基本上掌握了放映操作技术，由于学习工作太忙，有时几天都不能回家。

那时我的大儿子、二儿子都已出生，两个孩子都靠妻子一人照看，还要上班参加劳动，很是辛苦，妈妈有时帮着看孩子，这才使妻子轻松些。

那时电影队人员属于临时抽调，每天每人记十分工，每月十五元的伙食补助，是村里照顾我，每天另给我加二分工。在当年，这份工作人们都很羡慕呢！

我们负责全公社二十二个自然村的电影放映任务，由于当时广大群众唯一的文化生活就是电影，为满足群众的渴望心情，我们坚持常年不休假日，为群众放好电影，多放电影，有时一个好电影一夜跑两个村，甚至三个村，最后一个放映完都已经到凌晨两点多钟了。

一九七五年五月间，滦县电影公司组织全县放映员进行技术集中培训，地点在滦县商业学校，所学内容是放映技术基础知识、电工、放大电路、发电、影片。那时的伙食不是很好，可大伙学习热情很高，我们一些文化低的人，一切都要从头学起，晚上经常在地板上画电路图。近三个月的培训学习，我们的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经考试，我获取了等级放映员的资格，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那天我们三个放映队分别在解各庄、董庄子、黄庄子三个村放映电影《车轮滚滚》，当放映完最后一个村子时，已是早晨两点多钟，我们五个人住在董庄子老黄家。那天很热，我们玩牌到早上三点多，刚躺下不久，只听一声似雷声，然后闪光，紧接着大地开始剧烈摇晃。我站起来喊他们：“快上窗台，把沿檩扛住”，可就是站不起来。稍一稳定，我们几个抱起衣服迅速跑到院外，房子没有倒，是伙山子的坯把房东老太太砸昏过去了，我们帮着把老太太安顿好。此时只听到全村都是喊救命的声音，我们几个随着张亮跑到他家一看，他父亲被压在炕洞内，我们帮着把他救出后，赶紧各回各家。当走到解各庄公社时，看见公社书记李盈作满头是血，他见到我们两个马上命令我：“赶紧去滦县找部队来救援”。薛凤与我骑一辆自行车，一直奔雷庄跑去。当赶到雷庄邮局时，万师傅说：“电话都打不通”，这才知道地震不单是解各庄，而是全县、全市。我俩赶到了雷庄公社，见到副书记侯凤兰，他说：“你们两个没事儿就好，公社只有小孙腿被砸断了，其他人都没事，你们先回家看看吧！”我回到家看见人们都站在大街上，房子没有倒，家里的人都安然无恙，我险些昏倒，家人赶快把我扶住，这时才发现我的自行车已经骑断七根辐条。

地震那天早上，妻子和两个孩子住在老院前层房东屋里，地震时是妻子用身体在蚊帐房内护住两个孩子。房子受损严重，可没倒，强震过后，是二弟学福帮着把两个孩子抱出来的，而且没有伤到一点。

父亲那时在卑家店铁路采石厂上班，也没受伤，很是庆幸我们全家一个受伤的也没有。下午的又一次强震，把全村的房子全震倒了，只剩下东山坡上几间房没倒，人们吓得纷纷跑上东山坡，天黑了也没人敢回家，只有一些胆子大的，回家找点衣服什么的。那天晚上下起雨来，我们全家只有一顶凉席遮雨，坐在山坡上，水从身上流着。后半夜时听到飞机声，全村孩子大人同时感到有救了，有人高喊毛主席万岁。

第二天我回公社才知道，是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七点六级地震，那天上午看到有解放军的军车，一辆接一辆的往西开去。

公社党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全体人员立即投入抗震救灾工作。我从公社回家，赶紧搭了一间简易房，棚顶上用我们盖电影机的一块雨布，算是安顿了全家，然后又帮父亲在老院门外搭了一个大一点儿的简易房。也是那天上午，我抓时间从耀华矿找了一辆翻斗车，去董庄子拉电影箱子，走到半路时有一根掉下来的电线，险些把我的头刮掉，我头一低，草帽被刮下车，可算是保住一条命。

地震刚过那几天，全村人像一家人一样，谁家做的饭都可以吃，东西也不分你的我的，算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团结抗震，互相鼓励着。

家里安排好以后，公社党委组织发动宣传中央慰问精神，由我带头组成一个宣传车，成员有：公社广播员刘敬云、拖拉机站机手宁绍全。我们三人开一辆二十马力拖拉机，每天到庄稼地里，演讲录音，然后，然后逐村播放录音，把中央的精神传达到千家万户，那一段时间我还学会了开拖拉机。

一九七六年八月，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全国人民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对于唐山人民更是雪上加霜，有的地震刚刚失去亲人，又失去伟大的救星，一时间真像天塌下来一样。此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我们也连续几天不能回家。

在全国召开毛主席追悼大会那天，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当时我是负责供电工作，那天早上三点，进入岗位，手握电闸，发电机开机备用，开会期间，不准断电，同志们各司其职。全公社的基干民兵全副武装上岗，雷庄至滦县通讯线路上，每棵电线干都有一个持枪民兵站岗，外加流动巡逻的民兵。各村的群众排着整齐的队伍，提前两个小时入场。有的老贫农，老干部，从家出来一路大声哭到会场，全国人民都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

英雄的唐山人民，化悲痛为力量，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一心，抗震救灾，重建家园。全国各地支援唐山抗震救灾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灾区，解放军第一个开进灾区，帮助群众救灾防灾，使群众很快住进简易房。各地支援的物资，也及时发放给灾区人民，那才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阶级友爱深似海。

邢台地区打井队，来到我村帮助打井恢复生产生活用水，他们很艰苦，就住在村西河边上，挖个地窖，铺上稻草，就算是宿舍。那时我晚上放电影回来早时，都要去那里看看，问问他们缺什么。

经过多方的支援，一切工作很快进入正轨，电影放映工作全面恢复。那时晚上放电影，白天不休息，配合党委抓中心工作，而且从不计报酬，不叫苦不叫累。

为了更好的高质量的搞好映前宣传工作，县里电影公司组织了美术摄影培训班，我参加了摄影班，摄影班曾去遵化县马兰峪学习。那时，我们一进东陵区就发现，都是国民党的军车，是西安电影制片厂在那儿拍电影《东陵大盗》呢。通过一个多月的学习，我的摄影技术有了一定的提高，我的摄影老师是文教局的赵立国。通过学习和我的不懈努力，很快掌握了，拍照、冲洗、扩印、翻拍等技术，还购买了120照相机和冲洗设备。

上级对映前宣传抓得很紧，没放电影之前要结合本镇的情况，编写并制作幻灯片。素材取之本镇的新闻，好人好事，普法宣传材料。每月至少要完成四至六套幻灯片。为了完成宣传任务，每天采访拍照，晚上放电影回来冲洗，制作幻灯片。有时一忙就是一个通宵。有了幻灯片和解说材料，还不够，还要有解说能力。我自学了《广播语言的运用》等书籍，我时常练习广播新闻，提高了解说能力，在滦县幻灯汇演中，我的解说获得了二等奖。我还在雷庄镇广播站向全镇广播过社论呢，可是谁也没听出是我广播的。

回顾一九七四年至一九八九年，是电影工作最辉煌的十五年，我所带领的电影队，每年放映电影都在五百场左右，并且做到了，安全、优质，从无一场因机器故障误映。

要打铁本身硬，我是队长，处处以身作则，我负责机器维修，要努力钻研业务，我负责影片的转运交接，二十多年来，没误发过一次，不管风雨，从不误点。记得有一次在徐庄放映电影时，第二天有两部影片早八点要发回滦县。可是，遇上天降大雪，道路都找不到，我只好把两部影片，连同自行车扛起来，顺桑棵节子走，等到了雷庄火车站时，我的棉衣被汗水湿透了。东站货运的工作人员很受感动，他们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认真呢？你真傻。”我说，不能因为天气误了下一个单位的演出。

随着电影工作的普及，一九八一年开始，有条件的村开始组建村办电影队，我的工作也更加繁重了。要组织放映队下乡演出，又要对各村的放映员进行技术培训。经过一个多月的培训，第一批八个人结业，四个电影队开始放映。第二批十二个人也相继结业，先后培养出二十名村办电影放映员，经考试都达到了等级放映员。

那时，全公社二十二个村，有十一个放映队，外加原来的社办队。根据上级指示，在雷庄建立了电影管理组，我既管理放映，又是组长，还是队长，太累了。

随着形势的飞速发展，上级要求每个较大集镇都要建立集镇电影院，我请示报告给雷庄镇党委政府，很快获准，购买了35毫米放映设备，在雷庄大队一个旧厂房，建起了能容纳八百人的简易电影院。我去唐山电影公司学习一段时间后，初步掌握了35毫米放映机的操作，及简易维修技术，电影院很快投入运营。那时电影院的放映人员多达五人，晚上电影院放映，我要亲自操机，农村队还要管理，我昼夜不能回家，压力很大，可还是要完成上级下达的放映任务。那几年，我没休过一个节假日，不在家过春节时那是常事。电影工作蒸蒸日上，电影公司在雷庄又建立起了电影管理站，我当上了站长，负责雷庄工委片、塔坨部分村的影片供应，我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滦县的电影事业曾获过中国电影公司三次表扬和奖励，我本人由于工作成绩突出，也受到省、地市、县二十二次表扬和奖励。县政府于一九八九年三月，为我们二十二个同志转为全民合同制工人，为我们解决了后顾之忧。

一九七七年，三弟学国应征入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我是恋恋不舍地一直把他送到滦县火车站，眼看着他们上了火车，渐渐远去，我还站在原地，不由自主的掉下了眼泪。脑子里，立刻浮现出学国小时候的情境。生活困难时期，他的饭量比较大，总是吃不饱，我们兄妹多，有时饭菜都抢着吃，他还吃不饱，我和妈妈，还有大妹子，都是让他们哥儿三个先吃饱再说，可他还是吃不饱。想起他小时候闹病，我和父亲去河新庄子找医生；想起爸爸退休时，那时政策允许一个子女顶工，二弟学福和三弟学国都符合招工年龄，而学武刚刚十七岁，二弟想去，三弟也想去。爸妈为此事发愁，那天爸妈跟我说“怎么办呢？”我说大的让着小的吧，就让老三去吧。爸爸妈妈又说，“老四眼睛被铁丝扎坏了，没有工作的话怕连对象都不好找啊，还是让老四去吧”。于是就给老四从大队拉了一个信，多写了一岁去顶工了。因为这事，老三很不满意，可又有什么法子呢？想到这儿，突然有车站值班人员大喊，“你还站在那干什么，送兵的人都走了”。我不好意思的说，对不起，我马上就走。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是我三儿子的出生日。那天，我正在庄南开荒地打白薯垅，学文跑去说，“大哥，快回家，嫂子有病了”。我放下牲口，跑回家见大伯母在炕上抱着妻子正哭呢。妻子高血压，正怀着三儿子，发生了妊高症，浑身抽噎。我马上找来了对门子的高玉俊家二来，套上马车，往林西三院跑去。当时，三弟学国正赶上探家，国芹和妈妈抱着妻子坐在车上，我和学国在后边一直跑到林西三院。等到医院时，妻子已处于昏迷状态，学国和我不顾一切搭起妻子一直跑向急救室，医生护士过来就抢救，止住了抽噎，但是还是昏迷不醒。有一个姓王的女大夫，日夜守护在妻子身旁，我和妈妈陪在旁边，两天一夜没合眼，水米未进。第二天下午我去外边买东西回来时，妻子要临产，姓张的大夫问妈妈，“是保大人还是保孩子？”我和妈妈同时说，“大人孩子都要保。”这时妈妈突然哭着说，“我苦命的孩子呀！”那个张大夫过来说，“大人都这样了，你怎么还哭孩子呢？”我妈说：“大夫，你误会了，我是哭我的儿媳妇命苦啊，她从小没个爸爸，她又生头儿，长头儿，什么累活儿都是她干呢”。大夫一听明白了，一会儿孩子生下来了，只有四斤半。因为不足月孩子生下来时没有呼吸，那姓王的女大夫，嘴对嘴做人工呼吸，拎着小孩子小腿儿拍打几下小屁股，只听孩子哇的一声哭出声来，母子平安，我们都放下心来，这时我和妈妈才开始吃饭了。后来我们出院回家，总想答谢那个姓王的大夫，至今未了心愿，这也算是我的一个遗憾。

地震后，爸爸把家里的旧木料给我们分了，每家十根檩，一根过梁，不够的自己想办法。一九八零年，我东拼西凑，最后还是差一根檩。后来从毛进陆那儿放了一棵洋槐树，才算勉强凑够。那时大队搞“五统一建房”，我把一切杂活都自己干，最后只花了四百五十工分就把房子建好了，这是我第三次操持建房子。

三弟学国在庄南批建了四间，二弟学福在庄西批建四间，学武和爸爸妈妈翻建了饲养处东边那处四破五的房子。当时我们哥四个商量好，爸妈在老四那儿住到老，最后房子归老四所有。学福建房子时也很困难，也是东借西凑的，还差一根檩。爸爸那里有一根松木檩，学福想用，爸爸不给他。是我找爸爸做了工作才给他用了，二弟两口子很是感动。外人都说，“看人家姜家哥们儿多好啊！”

大伯姜合搬出老院在庄西紧挨着学福新批了四间，那里地基打得很高，填地基时大伯发了愁。那时凭我在大队和电影队的为人，从石佛口和黄庄两个村找来一辆推土机、两辆拖拉机，从山头子大坑拉土，一夜就填好四间房基地。第二天一大早，大伙一看都惊呆了，说姜合的地基十天都填不完的，没成想这么快就填完了。至今我还欠那几个机手的情呢。

一九八二年，生产队解体，实行土地承包经营。这时三个孩子两个上学，吃的用的生活开销随着加大，那年妻子做了绝育手术，电影队也开始发工资了，但是很低的，远远不能满足全家人的生活需求。我只好把电影工作安排好后，下午下乡修理电器，像洗衣机、电风扇、吹风机、缝纫机等。中午带一块大饼，一根黄瓜，算午饭，每天能额外收入十几块钱，晚上回来还要去放电影。这样有一段时间，既添补了生活欠缺，还多少有点积累，

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七年间，那时已建成电影管理站，晚上亲自下乡放电影少了，我经常跟文化站的王建林、柴玉良组织文艺宣传队下乡演出，负责宣传队的音响设备。用自行车，拖着大音响，晚上总是半夜才回文化站。那几年我还开了个小卖部，上午把电影工作搞完，下午骑自行车去古冶、滦县老站上货，晚上随文宣队下乡演出，那几年是我一生中最累的，可我必须坚持呀！儿子一天天长大，又要娶媳妇，又要盖房，开支惊人哪！

一九八六年，孩子们都渐渐长大，我花四百元钱买下了饲养处大院和两间厢房，在大院内东侧批建了三间房，垫当院和房基地，是从耀华矿找来的大型翻斗车，两个晚上就垫完了，还从土内捡了不少白煤。给司机们买烟，另外管了一顿饭，共花了100元钱。那次盖房子，文化站的王建林对我帮助很大，他跟我们去县物资局挑檩，晚上和我在猪圈里睡觉看房子，白天有时和我一起搬石头扔土，我对此非常感激他。这次盖房下来，连同买大院，共花费3300元钱，这是我一生中，自己操持的第四次建房了。

一九八七年，大儿子姜军已经十八岁了，眼看家庭开支难以维持，我就花了1000元钱从黄庄毛余叔丈人那里买了一头白骡子，拴了一个大马车，让大儿子赶车拉脚儿。每天起早三点，我起来去和儿子挖沙子，有时妻子也跟着去挖，装好车后往货位和耀华矿送。有时送片石，我要到山上去挑石头，等儿子回来装车，这样几年下来，我儿子拉脚儿挣了下一层房钱。那时候，由于我是个急性子，有时累得没好气，不时爱发个脾气，记得有一次我气的还打了二儿子几下，事情过后，我心痛得掉泪，至今还后悔呢。谁的人心都是肉长的，谁的父母都想让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以后有出息。我的三个儿子，由于家庭条件的关系，加上他们三个的学习成绩都不是很好，只能念到初中毕业就被迫提早进入社会。唉，谁叫我没能耐呢！我又不会送礼，不会溜须捧盛那一套。之所以我的儿子一个也没有找到工作，就因为我只会自己苦干，加倍的努力工作。有人说“你不给领导送礼，什么事儿也不好办！”没办法呀，天生的脾气改不了的。

为了更多的增加个人收入，一九八八年至八九年间，我还购买了135照相机，抓时间下乡照彩相，每拍完两卷就和陈悦我们去唐山宏中照相馆扩印，每卷能纯挣三十多元钱。

一九九零年，我又在庄南批了三间房，这层房子的施工队是黄庄村的，瓦工、小工、木工都是和我一起搞文艺宣传队的伙计，他们都不要工钱，这层房包括修大门一共用了六千五百元，这算是我的第五次建房了。

也是在那一年，二儿子与黄庄的柴凤悦自由恋爱，安排在老院了。老院的宅子是小三间，但是老院五十多米长，北边还能盖一层房子的。那时二儿媳也是不满意的，经过我做工作，答应她在北边盖房时我给他出南边儿他大哥那层房子和大门的总造价钱，这就基本上给他们哥俩拉平了，孩子们从没说过什么意见，这也是我们姜家的优良传统吧！从我记事起，和听长辈们讲，从我爷爷那辈儿人到我这辈人，已经四代人，没分过家了，都是长辈说让谁住哪个房子，哪个房子就归谁所有了，没有一个人闹过纠纷。

一九九零年七月二十七日，我的爸爸因患肝癌去世，享年六十三岁。爸爸一生辛苦，身体不是很好。记得那几年，身患十二指肠溃疡，不能吃硬饭，妈妈总是给她做软的吃。在家养病期间，自己每天拿着小挠子去地里挠花生吃，坚持了很长时间，竟然把胃吃好了。爸爸退休后，没怎么享受到几年的幸福生活，就离我们而去，时时在怀念他。爸爸的遗体没有火化，把他一生心爱的大莺歌手表戴在了手上，是半夜偷着埋的，爸爸在庄里人性很好，没有人举报此事。

一九九一年，是大儿子谈婚论嫁的年龄，两年内就谈了三个对象，先是前张亭子村的一个姑娘，过了一段时间，发现她有先天性心脏病，所以我就把这门亲退了；第二个姑娘是后店子村的，处了一段时间，他们两个谈不来，又退了；第三个是史家洼的，在外做小买卖的，我儿子是个实诚人，还是谈不到一块儿，最后姑娘把东西送回来了。第四个就是现在的儿媳弭玉秀。每次吃饺子定亲，几个姑姑都要掏钱给媳妇的，最后这个，我和老伴商量说，“我们代出了吧，姑姑们也太费钱了。”

一九九三年，大儿子结婚，新房子就是庄南那层房子，办酒席我从滦县买来的大虾，是冻的，晚上我用手一个一个往下掰，冰水很凉的，落下了毛病，至今胳膊还总疼呢。接媳妇是我从四建公司找的马洪华老弟开个面包车给接来的，至今还欠洪华老弟的情儿呢。

再次回顾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七年间，电影已基本没有收入，我们下边的电影工作人员工资没有保障，养老金公司不给交，因为我们被电影公司定为自收自支单位了。那时我被镇政府安排在司法所，担任法律服务所长职务。每天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外，还要配合中心工作搞计划生育、收零散税等。这些我都积极完成，但每月的只能给我按临时工开二百六十元钱工资。按规定，合同制工人，我的工资标准当时是四百二十二元五角，因我的工资关系在电影公司，上边不给开，镇里也不给开，就这样，我五年六十个月每月少开工资一百六十二元五角，合计少开九千六百五十元，至今解决不了。

为了生存，我只好把我人事关系于一九九七年十一月由县文体局调到雷庄镇经济联合社，从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份，我的工资开始按合同制工人每月发放六百零五元。

一九九六年，三儿子姜宝应征入伍，还是我把他送走的，把他送到新城住进饭店后我才回家，心里很舍不得，回家的路上，我的心脏病险些发作。那年过春节，由于想念儿子，心不在焉，炖肉时高压锅盖没盖好，至使高压锅盖炸到房梁上，炸的满房梁都是肉。那段日子，每当看到西屋儿子的行李时，思念之情悠然升起。

一九九七年三儿子在部队，需要1000元钱，我当时手里没钱，我不论办什么事情都想办法攒够钱才办，从来不跟别人伸手借钱的，这次我可真犯愁了，只好找学文借1000元给儿子汇去。这一次我真正体会到了“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意味了。

回顾在司法所工作期间，我不计报酬多少，积极工作，每天都是提前一小时上班，填写调解档案，到上班时间继续下乡工作。四年间我所调解的民事纠纷每年都在一百多起，镇党委书记李新民只要开会就要求同志们向我学习，多次受到市县的表扬和奖励。那个时间，司法局正缺所长，有人跟我说，你怎么不找领导啊，你工作这么有成绩，肯定能转到行政口上去的。我找了党委书记高汉兴，他给我找过几次，都没成功。有人说，你只要花两个数就能解决，我说我不送礼，只靠实干，我对的起组织就行，不计得失，加上当时高汉兴跟我说，你是全民合同制工人身份，老了有退休金的，也够嫂子你们俩个生活了，所以后来就没再找。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份，镇领导安排我回村任支部书记，搞三十年土地延包。我回村后结合群众代表，认真调研，亲自带领大家到实地考查，丈量土地，划好等级，并在地里画好分布图，经常在地里画图时顾不上吃饭。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对土地重新分配，由于准备工作充分、细致，土地延包工作顺利完成，没出现任何纠纷上访。这一年，镇里领导给我发了双工资，这也是我工资最多的一年。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我回到镇里，领导又让我担任食堂管理员，这又是我一项新的工作，领导信任我就干，并且要干好，一切从头学。我每天亲自下厨房和伙食员一起做饭、打饭，早晨去菜市场买菜，很快进入角色，我做包子每分钟能做九个，用高压锅烙饼每分钟一块。食堂工作比较特殊，饮食安全很重要，我把行李搬到库房内昼夜不离人。为了保证机关干部吃饱、吃好，我打破常规，搞饭菜多样化，中午饭主食两到三样，副食至少四菜一汤。外出采购时，尽量买好菜，还要便宜，经常在小摊儿讨价还价，降低成本，有的摊主对我说，“你真实诚，原来的管理员都多打条子，你怎么不多打点呢？”我说领导信任，不干那种事儿。由于我的精打细算，食堂饭菜比外边便宜一倍，真正做到一分利也没有，机关五十多人无特殊情况都没人去饭店吃饭。

那个时期机关转变作风，上边来人一律在食堂就餐，每天平均至少有两桌客人，多时四桌，中午五拾多人吃饭，食堂共两个伙食员，一个人负责开饭，另一个人炒菜待客人。切凉菜、摆桌子、上菜都是我一个人的事，我还要拉单子造计划，不能超标准，客人还要待好。这样一忙就到下午两点才收拾完，吃完饭就忙晚上的饭，搞的我有时几天不能回家。

到二零零三年二月，我在食堂工作了三年，在这期间，联社撤消，停发了工资，年青人另找工作，都发了经济补偿金，没给我任何补偿，说我属于改制前退休人员。

二零零三年三月，我又被调到镇敬老院当院长，每月给我开四百五十元工资，每年向社保局交的养老金从敬老院列支。敬老院都是些没儿没女的老人，脾气都比较怪异，很不好相处，没人愿意干这项工作，我服从领导决定，欣然接受。来院后，我首先深入调查，与老人们打成一片，和他们谈心，慢慢地他们都接受了我。

为了把敬老院的伙食搞好，买来两个旧冰箱、豆浆机，亲自进厨房做饭，调整食谱，搞饭菜多样化，使老人们吃的随口。

为提高伙食标准，我带领工作人员，把院里的地种好，多种些菜，做到自给有余。我在敬老院还任综合支部书记，我积极培养年青人入党，介绍了三名新党员。在敬老院工作五年多的时间里，没一个老人上访。在我离字院时，帐面上还盈余几千元钱。

二零零三年三儿子退伍，也是结婚的年龄了。我准备材料，打算把买的那两间饲养处和已经建了二十年的那三间房子一起翻建，东边三间是悬浇顶，西边那两间用木结构的，这五间房子是石佛口老侯家的班子建的，共花费五万多元。其中有三儿子一万多的退伍费。这是我第六次操持建房。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我的妈妈因病在家中去世。在妈妈病重期间，我在敬老院上班，每隔两天回家一次看看妈妈，有时住在妈妈那里和妈妈说说话。那时候妈妈上厕所已经很困难了，我就从敬老院买了一简易坐便器。妈妈就在西屋前围块布，算是厕所。每天妻子做好饭 给妈妈送过去，有什么事隔着墙喊一声高庆媳妇去找我妻子，就这样坚持着。

妈妈病危的那天早晨，我接到电话，从解各庄卫生院带一个医生赶紧跑回家，那时妈妈已经不能说话了，王玉文大夫说，病人已经心肺衰竭、大小便失禁，不能去医院了，没过二十分钟妈妈就不行了。回想起那时，我虽然经常去看妈妈，也曾经陪妈妈晚上说说话儿，可是太少了。妈妈临走没有吃到什么东西，连句话都没说。是妈妈含辛茹苦把我们兄妹六个拉扯大，孝敬老人，什么事都是委屈自己。到老了没有享受到今天的幸福。都是儿子的不孝哇。写到这儿，我的泪水止不住掉下来。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我从联社办理了退休手续，二零零八年五月雷庄镇经济联合社宣布改制撤消，退休人员不给经济补偿。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我离开敬老院，到滦县公安局民爆大队当安检员，每月1200元钱，加上退休金1300元，每月2500元，生活上还算可以吧。当安检员期间，我还继续保持着原来的工作作风，坚守岗位，认真负责，几次都受到民爆大队长的表扬。

天有不测风云，二零一三年二月，我的二儿子查出肺癌晚期，那一年我每上两天班就要到天津总医院看望儿子，一年里住了十次医院，住院期间，是我的堂弟姜玉庆给予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这又一次体现了我们姜家的优良传统。我对玉庆弟的好处终生不能忘！尽管如此，我儿的命也没能保住，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日在家中去世，时年四十二岁。

二儿子病重期间，是我大儿子和二儿子的大挑担一直护理在身边，临终时是我和他妈给他穿的衣服。发送二儿子买棺材寿衣等我花了近三万元。收的礼钱近两万元钱都给了二儿媳。我孙子昌慧那年正考大学。我对二儿媳说，你要想开些，不要委屈自己，有合适的可以再找一个，我们当老人的没意见。如今我的孙子大学已经毕业，正在实习，他妈妈也找了一个人一起生活。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我在安各庄二号井、半碑店铁矿井当安检员五年零一个月，在这段时间我可以骄傲地说，没旷过一天工，每天提前到岗，兢兢业业，遵纪守法，从不向矿上索要不应得的东西，我对得起那份工资。

从二零一四年一月开始我脱离保安队伍，每天的任务就是接送孙子去幼儿园，二零一五年九月开始接送孙子上学。

二零零八年以来我多次找镇政府领导要求解决我的医疗保险一事，总是没有文件参照，没能解决，一直以来都是自己缴纳。二零一五年我会同联社退休的刘福春、刘树宽我们三人继续找镇政府、县劳人局，直到二零一六年十一月才给我们三人落实了医保政策。我们三人已经交足十五年的最低缴费年限，自二零一六年八月开始每月按上年养老金的百分之四往卡上返，做为个人帐户每月从卡上扣十一元做为大病保险。

今年我七十周岁，老伴毛翠荣小我一岁，我们结婚四十八个春秋，她孝敬长辈、抚养子女、任劳任怨，从未和婆婆红过脸。

我们经历的这些，老伴的功劳占大半，我们可以骄傲地说：所做的一切，无愧于社会，无愧于良心。现如今，我们有三个儿子，三个孙子，一个孙女，曾外孙已满一周岁，可称得上是儿孙满堂，他们是我俩的最大财富，我们感到生活的充实、美满、幸福。

正如著名舞蹈家陈爱莲女士所说：六十五岁至七十九岁算中年，八十岁以上才进入老年人行列。我们要共同调整好心态，锻炼好身体，不让晚辈们惦记，让他们安心工作，这就是老年人的责任。

二零一七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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